近购一套2000年4月印行的《辞海》，随手翻了几页便发现有三处可以商榷的地方。
《辞海》2029页的“武训”条写道：“武训（1838—1896）原名武七。清末山东堂邑（今聊城西）柳林镇武家庄人。少孤贫。后自恨不识字，提出‘修个义学为贫寒’。以乞讨、放债等，买地设义塾。得到清政府的嘉奖，被封为‘义学正’，赏穿黄马褂，未接受。”
这百十来字的释文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大概有这样四处：1、“原名武七”。武训只有两个分别叫“谦”、“让”的哥哥和一个姐姐，他何以名“七”？如果此说源自史学界公认不能做为正史的《清史稿》，则断不可轻信；而《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》中的记载也与近年来学界的考证不符。2、“堂邑柳林镇”应在今山东冠县的范围内，最好在释文中予以确指而不要含糊泛言。3、被封为“义学正”。封赠称号是件大事，但清末的官方文书中无一处提到此事。且“义学正”只不过是当地士绅对武训行乞时自嘲得了“义学症”在文字上的美化，而非皇家封号。4、“赏穿黄马褂，未接受”。赏穿黄马褂是清政府给予臣下的最高奖赏，用在一个乞丐身上更是应该大书特书的，但遍查清末官方文书中均未见有此记载，仅近人李光家于1934年写成的《武训先生的一生》中有“听说又奏请皇上，钦赐他穿黄马褂呢！”这样一句话。于是“赏穿黄马褂”之说便由此生发而流传民间。可见实属道听途说。连赏穿黄马褂的事都未坐实，则“未接受”就更是子虚乌有了。
古人对事物的认识常有局限，例如对鸳鸯的看法。《辞海》本应对古人的认识详加考辨后再使用，但《辞海》却照搬不误。如该书5031页“鸳鸯”条释文的第二义：
“（2）鸳鸯雌雄偶居不离，古称‘匹鸟’，后因以比喻夫妇。卢照邻《长安古意》诗：‘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’”
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国内外报刊上就对“鸳鸯雌雄偶居不离”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，并举出若干实例。1998年6月，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的《各国国鸟与中国名鸟》（董润民等著）中写道：“过去一直传说鸳鸯夫妻成双成对，生死不渝。我国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科学工作者经多年的探索，发现雌雄鸳鸯只是在交配期间确实情深意切，形影不离。一旦交配后，雄鸳鸯便忘记旧情，再不露面了。……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科学工作者还做了个实验，证明鸳鸯并非生死与共。他们将繁殖期成对的鸳鸯捕去一只，发现另一只并不会为其独守空房，而不久便另寻新欢，马上另娶或再嫁。多次试验，结果都是这样。”
近20年来的这些材料，不知《辞海》的修订者们看到过没有？
《辞海》3125页对“姐”字给了三种解释，即：（1）（jie）姐姐。（2）（jiu）本作“”、娇。（3）（zi）见“彡姐”。其实，“姐”还有对自己母亲的称谓。东汉的《说文》：“蜀谓母曰姐。”三国时的《广雅》：“姐，母也。”明代的《字汇》：“，同姐，兹野切，羌人呼母为。”清代的《通俗编》：“姐为母称也。”都是在说我国古代四川一带曾以“姐”称母亲。《俗语典》引《能改斋漫录》说：“近世称女兄为姐。”说明称女兄为姐还是南宋以来的事。作为兼有字典、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的《辞海》，对这一语言现象还是应该作些说明的。
与“姐”字相关的“小姐”称谓也是这样。从文献上看，宋代始有“小姐”名称，当时系对社会地位低贱的女性之称，《俗语典》以为是“”字之省。到了元代，当元曲中首称“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”之后，“小姐”便又作为官僚富豪家中未嫁少女的敬称了（见《通俗常言疏证》）。因其同具贵、贱二义，后世遂演为对女子（不分地位贵贱，亦不为年龄所限）的通称。但《辞海》3146页“小姐”的释文却只有“宋元时对地位低下女子的称呼，后转为对未婚女子的敬称。……又，母家的人对已出嫁的女子，也称小姐。”这样一种解说。
《辞海》对“大姐”的称谓未做解说，其实这一语言现象始见《俗语典》引《四朝见闻录》的“近高吴后称太后曰大姐姐。”是对年龄稍长、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性的尊称。这种语言现象一直延续至今，如在全国妇女联合会中，年长的领导干部很多，但唯有有相当威望者才被称作“大姐”。如称邓颖超为邓大姐、称蔡畅为蔡大姐等。对这样的语言现象，是不是也应该记录下来、备研究者查考呢？
《辞海》前言中有因“知识创新速度大大加快”，而欢迎读者指出问题的话。其实上述三例还未涉及目前的创新，都是近二、三十年间的事，其间《辞海》还进行过两次修订，尚且有这样的疏漏，不能不令人遗憾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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